张：只能说是在意料之中。中国官场的运作规律在起着支配作用，只能如是，不然怎么了结？

记者：前景如何？

张：不想推测。李庄被捕一周迅即起诉，倘以博弈喻之，是步快棋，只是布局有欠周密，“将军”急切，弄得不好又说不定是步矢棋。一是难说证据已经足够，再者似乎没有全面结合相关法律的精神过细考虑。是否也能“快判”，取决于法庭之上的另一轮博弈。

记者：哪些法律精神没考虑到？

张：重庆的“专案组”方面有那么多专家护航，何用我班门弄斧？不过智者千虑，请容我从另一个角度提个醒。

人们记得，12日，李庄电告法院：“经组织决定，我们康达律师事务所两名律师全部从龚案撤出，不再担任辩护人，请转告有关方面”。（见《重庆打黑惊曝“律师造假门”》）一句话：不干了，我们撤！这是李庄的意思表示，又是他所属事务所的组织决定，是一种郑重的法律行为。我们可以不必考虑事务所的决定是否妥帖合理，这里最关重要的是：即使警方前此对李庄的指控统统合法有据，罪名成立，人家决定“撤出”，“不再”干了，这正符合“中止”的刑法规定，而“对于中止犯，没有造成损害的，应当免除处罚。”（刑法第24条2款）如何免除，各案互异，不能一概而论，更不一定都能不经程序不受审理，但依据立法主旨，不必施以强制措施应无疑义。还有什么必要得信当晚就来捕人，急如星火，跟着又从快起诉？更何况李庄是否有罪尚在未定之天，谈不上“免除”！看来是非“办”不可，成竹在胸了。

记者：您认为警方考虑的重点在哪里？

张：这不是我可以回答的问题。但愿意斗胆度一次“君子之腹”。我猜测，决心整治李庄，意在“一石三鸟”。首先是灭李庄气焰。我不认识李庄，以前也没听说过。从现有材料中，他容易给人以轻狂、高傲，有时目中无人、往往不识大体的印象，总之诸多讨嫌。警方如断为“嚣张”，或非空穴来风。

其次是杀杀李庄“背景”的威风。警方认为，李庄之所以敢于“伪证”，“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李庄之流有恃无恐的关系背景”，指的正是“在京城也颇有‘背景’”的康达事务所，（所引均见14日文章《律师造假门》）您不是有“背景”么？我这里大权在握，请君试之。

再就是打打“像赶场一样云集重庆”（见上引14日文）的北京律师的气势。重庆打黑涉及犯罪嫌疑人数百之众，家属来京聘请律师，抵渝介入诉讼者至今总共8人，惊呼“云集”，近似艺术夸张；指为“赶场”，情同人格贬损。要害是把北京律师“云集”的目的限定于“获得高额回报”和“寻找施行‘潜规则’的机会”，从中觅得“驱散”口实。

可是，“高额回报”是否取之有道，要看是否违规。至于潜规则之说，不知何所指。潜规则也是“规则”，各方都应“施行”。这是潜规则定义的规定性内涵。律师行业何时有了“潜规则”，而且还成了“司法腐败的支撑点”，见不得人；我无知，只能沉默。唯警方不满之情在此溢于言表，自然不妨挂角一“将”，顺势而已；杀一儆百，何乐不为？

记者：那篇文章，对律师作用的估量与评价都低。

张：律师而今14万之众，不免鱼龙混杂，良莠不齐。应当如何评价，允许乐山乐水，更会仁智互见。但似乎不应当因某一或某些律师违了规、犯了法，就由是降低律师的整体作用进而削弱乃至否定律师制度。您看14日某报那篇长文，以《打黑惊曝“律师造假门”》为题，在结尾处先公示资料，说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胜诉比例仅占5%，然后突发奇问：“面对（95%败诉的）当事人巨大诉讼投入，有多少律师会对当事人说‘对不起’？”跟着得出结论：“律师的尴尬行为和滥用潜规则，（给当事人造成‘第二次伤害’的）灾难全由国家和民众承受，公信力弱化由政法机关来承受……潜规则冲击着党和政府形象，让党和政府埋单！”

好锋利！果如此，律师真的是罪孽深重依法当诛了。不过真把那组胜败比例的数据考察明白，问题也就清澈见底了。姑且不论律师执业中的胜负难定准则，没有标尺，文章所说的95%与5%，似乎惊人，其实它回避了一个重要前提，即在诉讼中法院判决无一例外的100%正确，还得确保一二两审的结论绝对一致，常年一贯！此理易明，无须分析。30年来，年年有冤假错案平反，包括错杀，律师略有劳绩，不敢称功；只是应计入5%呢，还是95%？其间给当事人造成的“伤害”该由谁来道声“对不起”？谁来“埋单”，从而力挽日趋弱化的“公信力”？公布这组数据，本意在证明中国律师制度的无效无用，酷打在律师身上；可转念一想，它又反映出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严重缺失，岂不又痛在法官心上！这，应是作者始料不及的。

我说了观点，可依然觉得这种讨论过于沉重，特别是由一个具体的事件无端地牵扯出与“个案”无关的事体，远离了主题。因此我想，对诉讼来说，就事论事，一石一鸟岂不甚好？

记者：您认为现有证据能不能坐实起诉的罪名？

张：李庄案发，一家大报先发了那篇“核心调查”，明指律师造假，隔日又发了7篇专项报道。综合八文论据，大致有三：一、李庄面授龚某五招“翻身秘术”，内含“谎称被刑讯逼供，否认以前口供”。二、“到法院提出了一系列杜撰的问题”，包括被告人被刑讯逼供。三、李庄要龚某在开庭时“以伤情鉴定为由”，配合其扰乱庭审秩序。至于证据，除龚某检举外，被告人的“辩解”是注定不在其内的，有法律规定也不作数。于是另举了律师马晓军和吴家友二人的证言。谨对此说点浅见–

总起来看，论据、证据都指向“谎称”刑讯逼供。

在刑事诉讼中，刑讯逼供的“有、无”之争往往并不尖锐却都极其复杂。攻者说“有”，辩者说“拿证据来！”法庭态度尽人皆知，数不尽的裁判文书都堪作证，不讲也罢。

然而作为律师，对于如此重大的原则性问题，愚以为不可不争，即使是碰得头破血流，最终被判决驳斥。这应是律师执业的“底线”。

具体到李案，到底是不是“谎称”，有没有“杜撰”，必须对案情做具体分析。人们不会不注意，上述大报长文即那篇以“律师造假门”为题的“调查报告”中曾说：李庄让龚某“在开庭时以伤情鉴定为由配合其扰乱庭审秩序”。问题焦点显现了：既有“伤情”之议，必有伤痕在身。那么，“伤”在何处？谁人所致？程度如何？怎样了结？如果这不是另一场“躲猫猫”，该不该问？律师知“伤”而生“情”，要求鉴定，应属尽职尽责，依法办事，何干“杜撰”？不能称“谎”。无论鉴定结论怎样落笔，律师的做法都无可指责。试看那么多那么严重的刑讯逼供，连被押的在职警官（例如云南的杜培武，受刑惨重，死去活来，险遭冤杀）都难幸免，主管、主事、主要责任人，谁站出来认过错？中央屡禁而不止，难道不该鼓励律师们在这方面尽忠职守多加把劲？大家联手，齐心协力，杀住刑讯这种歪风，终止这般恶行，标明社会在进步，该有多好！

眼下争议的情况极易查明：一经法医查验，有、无之说自然会有是非之判。人们拭目以待。

两份律师的证言当然重要。

马证：李庄说过要搞“伤情鉴定”，而未涉及其他。证的是律师之间探讨诉讼技巧、包括应对审讯的手段与策略，非关“谎称”。

吴证：李庄曾要他找警察出具确有刑讯逼供的假证，被断然拒绝，此后再未提及。权且认定吴证属实（未经质证，不知李庄有无分辨），也只能推断李庄曾有“犯意”，并无行为，更不可能有损害结果：构不成已经付诸实现的“谎称”即“伪证”，扯不上罪。

应加着重说明：这里研究的是“犯罪构成”，不涉及主体的职业道德、思想品质、工作风格。后者事关重大，资讯太少，应另行专题讨论。

记者：想听听您对媒体在李庄事件中的报道有哪些意见或者建议？

张：您出了难题。

律师与媒体的关系，前曾屡屡表达意见，无非是梦想两军合流，共谋“监督”大局，此外已无新意。联系实际，而今出现了复杂情势，一时还不便展开讨论，当下只说说围绕李案报道而生出的一些想法与看法。

重头文章是一家大报的那篇“核心调查”，题为《重庆打黑惊曝“律师造假门”》，仿佛是记者的采访结晶；但从风格、语气、文路直到观念、观点，官味颇浓，官话挺足：究竟是谁的调查，纵称“独家”，也不能排除疑问。

紧跟着，隔了一天，又连发七篇专项报道。与上文不同，时间、地点、主体、对象以及关涉的内容，无不清清楚楚，真的是记者采访。唯在不经意中流露了一个令人惊诧的情况：她们的采访成果源于当地官员恩准的“特权”，实实在在是独家独有！“原来如此！……”

如此这般，还能畅所应言忠实履行舆论的监督职能么？

记者：报社记者实地采访，会有什么特权？

张：理论上没有，实际上享有。她们硬是开创了记者在“刑事侦查阶段”可以采访在押人员的先例。对比律师依法会见那么艰难，就能测出此例的分量，“特”在哪里！我担心设如各地今后群起效尤，要不热闹才怪。

记者：她们明说已经“办了法律手续”，难道还有问题？

张：什么“法律手续”？比方说批个白条算不算？记者与诉讼有什么法律关系需要她们在履行职责时办“法律手续”？北京律协的代表到重庆调查李案情况，竟然未见到李庄，难道是缺少“法律手续”？不过对此也没有必要苛责记者，要害在于某些手握重权的官员，执法时太过随意，如此而已。

记者：请继续说完您的看法？

张：大报为获得“独家”美誉，也许无妨承受些“委屈”，但得有底线，万不能有损报纸声誉。

人们记得，报纸公布李庄向犯罪嫌疑人“面授五招‘翻身秘术’”之后，顷刻之间，律师惨遭围剿。可是，请想想：既是“秘术”，外人如何得知？特别是，对“五招”的具体情节，在在语焉不详，不见证据。看来这只能是专案人员的主观归纳与总结，如无旁证，怎敢轻信？一家大报，如此误导读者，犯下这样低级的错误，看来记者工作一旦与官员需求连了体，效果不会美妙，为得“独家”，痛失“独立”，其中教训，何其深刻！遥念小川，心有戚戚。

记者：您认为应当怎样估量律师在“打黑”中的作用？

张：“打黑”，重点就是惩治犯罪。30年来，在罪与罚这个特定领域，我们从理论到实践，从观念到制度，从程序到实体，从人员到组织，已经在大体上制定了一套合乎实用的法律制度和相应的法律规范。就中律师的作用无非是挖掘与依靠事实真相，探讨并遵循相关法律规范，有效地制约、抵消或者防范公权的滥用，极力维护当事人的法定权利。站在全局的高度审视问题，每一成功的辩护，无不体现法律的魅力，反映法律的公正与权威，证明着律师作为天然的人权主义者，已是民主与法治的坚实支柱。诚然，可以也应该指责律师尚有多少严重的瑕疵与不足，更无妨辩论《律师法》是否超前（见上述“核心调查”）；但中国律师从整体上看，毕竟常怀奋力前行的志趣，葆有勃勃生机，坚毅地克服着前路的艰难险阻，成长为推进民主、实现法治的一支无可替代的力量。他们，不，我们这个集体，无愧于小草民，无愧于大时代！

2009年冬至夜于北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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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张思之；一身胆气，不畏权势，只向真理低头 ——江平

代理的重大案件有：1980年被指定为江青辩护律师；其带领的“两案辩护组”为姚文元、李作鹏、吴法宪等5人免去了13件罪行；1988年大兴安岭大火庄学义“玩忽职守案”；1995年《民主与法制》记者董服民“侵权案”；2003年“郑恩宠案”；2004年“黎元江案”；2005年“聂树斌冤杀案”

《南方人物周刊》记者 何三畏 发自北京




他被称为新中国的人权律师。从第一场辩护算起，经过五十年风雨历程，他被尊为中国律师界的荣耀和良心。




其实，张思之的名声早已溢出律师界。此前，他被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授予“当代汉语贡献奖”，以表彰他“给当代汉语带来了不寻常的表达”。 


走向革命的青春


张思之，1927年生于郑州。1938年，11岁时举家逃难到四川，在绵阳上学。父亲是一名医生，很快在当地建立了名望。16岁，张思之放弃上学，参加远征军，入炮军第五团，属团部特务连，工作是发报，印度驻扎一年多，1945年4月回到昆明。后从昆明离开部队，沿途搭“黄牛”，经两个多月到达重庆，正好赶上八一五，抗战胜利。后又从重庆回绵阳，入三台国立十八中学。这时，张思之还不到18岁。

十八中学是东北内迁学校，1946年，学校回迁东北。张思之随校迁徙，但他的目标是北京，他向往这座历史古都，想到北京就留下来上学。但到西安时，住到伯父家，被伯父强留，进入一所教会中学，上了一年高中。教会学校管理严格，要开除一名违背了“晚上十点后不能看书”的校规的同学，张思之带领同学罢课，抗议成功，学校收回成命。但是，新学期开学前，学校劝张思之“转学”。但他又转了入一所教会学校，他的“案底”被传到新学校，当时已经是高三下学期，正要毕业统考，学校不打算给张思之文凭。于是，张思之毅然离开学校，到了南京，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。

1947年，在颠沛流离中上完中学的张思之，要以同等学力考大学了。他志向远大，并且“学习不好，考试还行”，当时名气不小的朝阳学院把他录取了，他还不高兴，他想学外语，将来当外交官。无奈父亲听到消息，早把学费汇入朝阳，就这样入了朝阳学院，开始了他和法律结缘的坎坷一生。

好不容易有个能安身读书的地方，他决定好好读书。凭着父亲做医生的良好家境，有足够的钱，供他买了很多书。1948年，满怀正义感的张思之入了地下党，他称为“就这样上了船”。

学校的革命环境险恶，卧底学生甚至是带枪的。而张思之在学校又搞海报又出壁报，十分活跃。1948年12月2日，这个日子张思之一辈子都能随口说出来。那天晚上，他觉得似乎不妙，就去问他的“上线”（地下党是单线联系的），说今晚可能要闹事啊。上线说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（两军对垒，阵线分明，共产党的军队就要围城了），不会出什么事的，小心一点就是了。

事实上，这时，特务已经总动员，要抓一批人。张思之不放心，告诉他情况很危险，就走出门来，正看到自己的门前已经站了几个特务。他立即从二楼跳下，跑去通报他的下线。路上，突然一只手把他抓住，一位同学要张思之赶快想办法逃出校门，他在外面接应。张思之寻找出校门的机会，看到几个特务才吃完饭的样子，聚在校门，他立即裹着大衣卧倒在地面。慢慢向前滚，滚出了校门。在那个寒冷的冬夜，张思之就这样“滚出了朝阳学院”，脱离了危险。

在那位同学的帮助下，经过一夜躲藏，张思之到了“城工部”——中国共产党华北局城市工作部。准备离开北京投身革命，但是，他被告知，“凡是共产党员一个都不走了，傅作义就要投降了，马上就要去接管城市”。

城市被共产党接管了。张思之回来了。既是朝阳学院的，顺理成章地就进了法院系统。


在革命中牺牲的岁月


地下的革命结束，阳光下的革命开始。

在阳光下的革命里，敌人往往被认为在革命内部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，张思之反复充任革命的对象。

北京市法院有正院长和副院长所代表的“两个反党小集团”——你说我反党，我说你反党。

1953年，反高、饶集团时，党的七届四中全会，号召加强党的团结，各单位都要解决团结问题。法院开了一个月会，“两个反党集团”坐在一起“加强团结”。一个月会期，张思之“死不开腔”。到了最后一天，领导说，你一句话没有讲，恐怕要讲点。他就从七点讲到十二点，整整五个小时。当场就有人“敲边鼓”，说他“讲得太好了”，马上给市委打电话叫人来听。“现在看起来，我当时肯定讲得有过的地方”，而当时的效果是，“得罪了院长”。

1954年，反胡风。各单位都有一个学习小组，先学习各种文件，再放在自己单位学。张思之是法院的三人学习小组组长。他带着两个组员到茶馆去开会。另两人把他揭发了，他“光荣地成了胡风分子”。软禁在法院地下室（里面有档案呀材料呀，乱七八糟的东西）。几个月后，宣布张思之不是胡风分子，放了出来。其实，张思之“不仅认不得胡风，胡风的书也根本不爱看，胡风的书很难看的”。

放出来的张思之，还想问“整了我这么长时间，总要讲清楚嘛”。他哪里知道，当时要肃清内部的反革命。接下来就是审查“特务张思之”。因为他参加过远征军，而且是“特务连”。“特务”审了一年。结论是，“经查，张思之不是反革命。”

张思之这时还有点脾气：“我当然不干了！你们早知道我不是反革命，还要‘经查’，这明明是陷害。”自然，不可能有人给他解释。而猛烈的革命又接踵而至：1957年到了。

副院长在会上说，可以在院子里贴大字报，但外面不能贴。年近而立的前朝阳学院毕业生，前地下党员张思之问道：既然院子里可以贴，要是有人贴到外面去了，甚至贴到天安门去了，你怎么办呢。问题立即转换为“张思之说要把大字报贴到天安门”而上传。于是他成了右派，成为北京律师界的第一名右派。

右派共分六个级次。张思之不属于很重，第四类：降职降级，被送去昌平县的一个山区劳教。

从1957年到1972年，经过十五年劳教岁月，张思之戴着右派帽子来到北京垂杨柳二中做语文教师时，已经是45岁了。

他太珍惜这份工作了。他每天早晨六点骑着自行车去叫学生起来锻炼身体，晚上九点过后才回家。他对学生满怀热情，他的一位学生回忆道，他给学校刻写的蜡板，本来应该由他送去的，但张老师为了不耽误他的时间，坚待要骑车到他家去取。

他成了北京的模范教师。 
受命“两案”辩护


7年后，即1979年，张思之52岁，有关部门宣布他的“右派分子”属错划。

最好的青春岁月属于二十二年右派生涯。划为右派之初，他甚至觉得“划得对”：毛主席还有错啊，肯定是我错了嘛。到平反的时候，他不一样了。“开什么平反座谈会，我也不去。”“我一不喊万岁，二不骂娘。”他认为他一生“最大的痛苦不是劳改，而是受愚弄”。

中国律师业早在文革之前，已在反右风暴中遭致毁灭打击。二十多年来，新一代中国人只在电影里看到过法庭辩护的场景。中国的律师制度正待重建。1980年，张思之成为北京律协副会长，同时兼任法律顾问处主任。他亡命地工作。“一天干十五个小时，经常住办公室。”他甚至帮别的律师修改诉状和辩护词，因为“我们的律师文字功夫太差了”。

适逢党中央正准备对“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案”（法律界简称“两案”）进行公审。1980年，司法部指定在北京市要四个律师，组成两案辩护律师组，张思之被任命为组长。

在此之前，这位早年受训于朝阳学院的学生，五十年代的老律师，只打过“一个半”官司。第一个是南斯拉夫法律代表团来访，要求旁听中国律师的法庭辩护，他受命“表演”了一个抢劫案的辩护。另“半个”是一桩离婚案——办到中途，五七骇浪迎来，他被卷挟而去。

张思之先被指定为江青的律师，但在会见江青的时候，昔日的“女皇”声称“不要叶、邓派来的人”，她不习惯跟人平等说话，他们一开谈就是绷着的，后来不欢而散。这事令张思之猜测至今：江青内心是真不要律师，还是仅仅想试探律师的“来路”？如果是后者使江青没有得到律师辩护的机会，应属遗憾，尽管这不可能影响判决。

接着，张思之被指定为李作鹏（文革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、海军政委、政治局委员）辩护。

作为“两案”被告的辩护律师，这是一个政治任务，张思之需要“顾全大局，服从中央统一指挥”，这一开始他心里就明白。但是，司法部告诉他，“事实已经全部清楚，定性不能涉及”，张思之说他当时就想，既然这样，“那你还要我们干什么嘛”！司法部还规定，律师做什么，要给审判小组汇报，要经审判小组同意。

张思之说，对这个要求，他不仅“心里不安逸”，而且“我们硬是没有执行”。最终，他们为李作鹏等人抹掉了起诉书上的七项罪名。以致李作鹏在法庭上作打油诗概括张思之的辩护，是“边鼓敲几声”，但还“有声胜无声”。

“两案”里张思之的表现，“令上上下下都满意”。即便今天回头来看，他也觉得，以当时的条件，“两案”的辩护也只能做到这样了。

不过，其中有一个情节，被张思之称为他“律师生涯里最不光彩的事情”：李作鹏待审期间，“天天都在写，不知道到底在写什么”。伍修权（“两案”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审判长）是李早年的上级，知道李的脾气，担心他在法庭上扯出“多余的东西”，下不来台，要张思之去打探。

“现在想起来，真是不好意思，”79岁的张老边说边用手指刮脸，以表羞愧，“把办理人的材料骗来给法庭，这也太不光彩了嘛。”可是，当时的情况是，当张思之对李作鹏说，法庭程序有你的最后陈述……“李作鹏也太聪明了，好像知道我们是为什么去的，一听就说：我写了个东西，缝到棉衣里了，谁也拿不去！”

张思之和他的助手无功而返。后来，病得厉害的李作鹏在法庭上输着氧，一字一句地念着他的“最后陈述”。伍修权担心出麻烦，劝他不要念了，交给法庭，法庭会认真对待的。但李作鹏说，他能念完，他要向历史负责！李作鹏终究是顾全大局，没有“扯得太远”。直到公元两千年后，当年的被告和他的辩护律师分别是八十多岁和七十多岁的老人，前者对后者说：他那个法庭陈述是有所保留的。不过，他已经写了个回忆录，一百万字，实事求是，要待他死后才出版。

“两案”之后，张思之名满天下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叫做“我那时风光啊！”

但是，给他带来更大名声的，奠定更高地位的，却是九十年代以后的官司。他在1995年，代理《民主与法制》记者董服民被诉“侵权案”；2003年他以76岁高龄代理“郑恩宠”案；2004年代理“黎元江”案。这些案子的影响之广，以致提起它们时不需要再添加注释。

同时，他广泛介入社会公共领域，积极为公共利益发表意见。他成为了一名广受尊敬的知识分子。

作为办理过全球瞩目的“两案”的辩护律师，张思之比谁都知道办理这些“必输的官司”的难度。“那是肯定打不赢的，打赢了不是翻天了？”他认为他是在履行一个律师的天职。屡败屡战的结果，是使他赢得了在这类官司中“从来没有赢过一场”的特大名声。

一连串非他莫属的著名辩护，把张思之从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带到了耄耋之年。


“只要坐在法庭上，就永远有劲”


张思之的德行和智慧令人佩服，他过人的体魄和精力，则令人称奇。

在安徽办一个比较大的案子，开庭开到下午六点，法官找到他，客气地说：老先生，我们商量个事情，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，我们今天晚上把这个案子审完。张思之连连称是。但到了夜里十一点，法官坐不住了，给张老递条子，问是不是明天再审。张思之说：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，接着来。结果案子审到夜里十二点结束。

目前，张思之已经79岁。去采访他的路上，义派律师事务所的夏霖律师介绍说，老跟张老讨论案子，感觉他有时比年轻人还敏捷，也有年轻人一样旺盛的精力。三个小时后，证明了此言不虚。

我们到的时候，张思之先生已经先坐在那里了。他面前放着一本《文武北洋》，口称好书，值得一读。他矍铄硬朗，头发灰白，面容光洁，藏青色的风衣罩着灰色的毛衣，只扣了最上边一颗扣子，显得干净而清爽。整整三个小时，他就那么坐着，谈笑风生，轻松自如。话语间不时显出孩子般的顽皮，让人感觉到，他仿佛轻松地做着一件沉重的事业。

他喝了不少水，但是，直到离开前，他才去了一次洗手间。他的保健方式是“绝不锻炼身体”。他只是工作，工作就是锻炼。早晨八点前，他在床上“偷听敌台”。休息是“自由式”的：没有规律，没有确定的睡觉时间。“可能上帝派我来就是做律师的，”他说，“我现在这个年龄，在法庭上坐一天怎么吃得消？但是，我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只要坐在法庭上，就永远有劲。”

他永远停不下来。直到去年，他在报上看到“聂树斌冤杀案”，不能自已，主动找到家属，提出免费代理。这是他到目前为止，惟一一次自己“抢来做的案子”。

“我知道难处在哪里，但我就是非要试试不可。”事情真的如他所料，此案到现在连跑都不知道往哪里跑，因为聂树斌虽然早已被杀，但是家属没有判决书，也就申诉无门。但张思之不会罢休，最近，他为此专门给高院副院长写了一封信陈述案情。

他是那样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。

“我原来是想做到八十岁就不做了，”他说，“但是，现在我思想有了变化，如果精力体力还能行，我还要干下去。不能吃饱了混天黑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对得起大家伙对我的期望。”


“我有很多遗憾”


人物周刊：到今天，你已经被人们称为“大律师”，新中国的一部“辩护史”，回望五十年，有什么特别的感慨吗？

张思之：最近我一直在想，对中国的律师，对中国的律师制度，发自内心地讲，我是有愧的。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建树。一个最大的失误，在律协那个岗位，我应该是有所作为的，我没很好利用那个平台——当然，如果我做了，一定会悲壮，很壮烈，一定不会让我那么做的，那不可能的。

人物周刊：你愿意悲壮吗？

张思之：但是，如果你的悲壮能换来大家的醒悟，或者起码的感悟，明白一件事情，毕竟是好事。就那么庸庸碌碌地，就磨过来了，或者叫就混过来了，毕竟说不过去。因为你居于那个位置，首都北京啊，大家都看北京哪。

而我当时，你不管怎么讲，你居于那个位置，不管从哪个角度，起码从律师业务（北京市）这一块，我有充分的调度权。在那个年代，如果我们当时建立一些规则就好了。

人物周刊：按当时的条件，你还可以做什么呢？

张思之：不一定可以做，但是应该做，我没有做。当时不是没有想过做，脑子里不断地晃着这些事情。而且也开始做了。

比如说，律师应该独立干活。当时是想过，而且试图说服我们的律师。有一个大教训哪。一位老律师，办一个案子，我看他汇报的案情，我认为是无罪，我说我是持这个观点的，建议他再研究一下，但是，按照规定，无罪辩护要请示，他去请示司法局。你请示什么呢，责任我担了就是嘛！他去请示了，司法局说不行，要辩护有罪，他就按有罪辩护，结果太丢人了：审判无罪，当庭放人，被告对律师破口大骂。这件事对我触动太大了。

人物周刊：张老责己太重吧。当时真有建立规则的条件吗？

张思之：也不能说没有。

人物周刊：那时的条件比现在呢？

张思之：好啊。现在后悔也太晚了，世上没有后悔药啊。而且，现在想起来，可能是我的一个弱点。我太不在乎官职了。什么这个长那个长哪，包括我自己的位置在内，都是扯淡的事。利用那个条件可以做很多事情。

人物周刊：按当时的条件，你应该可以去当官吗？

张思之：有可能。也许有关方面考虑过。但是，我绝对不是那个（当官的）料。

人物周刊：回想起来，你这样一个大律师，还是有很多遗憾吗？

张思之：有遗憾啊，非常遗憾。

而且，严格地讲，我不是一个偷懒的人。但是，怎么样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，也没有很上心。多做一些实务是正确的，但在一定的时期、一定的阶段，还是需要系统的考虑。我们往往考虑个案的时候多一些。



张思之

1927年生于河南郑州

1947年考入朝阳法学院

1949年参加接管北平地方法院

195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全优成绩修完“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主要课程”

1956年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

1957年开始了长达15年的劳改生涯

1972年结束劳改，入北京市垂杨柳二中教书

1979年重返律师界，随即出任“两案”辩护小组负责人

1980年出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，主管业务，同时兼任北京市法律顾问处主任

1988年，创办《中国律师》杂志